特朗普的切尔诺贝利时刻

屹立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前苏联雷达系统,摄于2018年。
屹立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前苏联雷达系统,摄于2018年。

病毒在如此明媚的春日中蔓延,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水仙花和樱花的盛开宣告着复兴与希望;清爽的空气怎么都看不出有什么危险。可我们还是行走在恐惧之中。我们一遍遍地擦洗自己,以抵御隐形的攻击者;我们想知道在哪里藏身,怎么逃脱。我们用什么保护我们的孩子们?我们是否应该囤积食物和厕纸?政府只是一味发出抚慰的声音,并把罪责推给别的地方,我们能否相信它?那是1986年的春天,我作为《纽约时报》莫斯科分社社长,正和家人住在那里。自从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爆炸并将放射性物质喷涌到广阔地区以来,我们一直在与未知搏斗——作为记者,我们要在宣传材料中分辨事实;作为个人,我们试图应对藏在风中的无声威胁。

当然,今天的威胁有所不同。放射性物质不同于病原体。冠状病毒可以用喷气客机的速度在大陆之间传播,在人与人的接触中不知不觉地传播;燃烧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产生的放射性坠尘仅能到达风吹到的地方,而保持社交距离对于其辐射性毫无用处。尽管如此,这些灾难仍有共同的影响。在看不见的敌人面前,我们产生了一种可怕的脆弱感;担心它可能已经侵入;或是意识到我们的科学来不及应对,而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优先考虑的事项和我们的不一样。切尔诺贝利迎来了苏联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仅在一年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承诺通过开放和重组来改革迟钝低效的警察国家。然而,当乌克兰的一座反应堆爆炸并开始喷出致命的辐射时,苏联系统迅速回到了老习惯,选择利己的谎言、操纵信息和保密。几个小时后,克林姆林宫才只是承认发生了一个事故,在此之前,斯堪的那维亚部分地区的官员早已开始报告辐射危险的增长。第一个官方公报仍然是极权主义轻描淡写的经典之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因为其中一个反应堆损坏。正在采取措施消除事故后果。正在向受影响的人提供援助。已经成立了政府委员会。”

1986年4月,发生爆炸几天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1986年4月,发生爆炸几天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人们很清楚要从字里行间解读:“委员会”、“仍在采取措施”和简短的措辞传达的都是灾难。人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种恐惧超越了国家掌权所依靠的恐惧。宣传机器对叙事失去了控制,并且发现自己不得不一点一点地透露事实和警告,尽管责备西方的老习惯仍然存在直到今天也是——宣称美国人和西欧人正在利用切尔诺贝利破坏苏联的信誉并挑起“仇恨运动”。到戈尔巴乔夫公开承认灾难发生,几周时间已经过去了。中国的威权政府对冠状病毒最初在武汉的传播的反应,与克林姆林宫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北京对于信息控制的能力远远弱于数字时代以前的苏联。在早期警告人们注意疫情暴发、后来因该疾病去世的李文亮医生被官方指责“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政府后来对他的公开赞颂结果只能证明控制坏消息的企图是徒劳的并且还是危险的,因为如果更快地听取李文亮的警告,人们也许可以更早地对病毒做出更好的遏制。

比中国的努力还要徒劳得多的,是特朗普政府为了不危及他的连任而去淡化一场疾病的大流行,因为当他指责这种疾病是他们强健的新闻媒体,强大的医疗机构、地方政府和独立的立法者的“新骗局”时,他们并没有被吓到。被疫情威胁的美国人,就像1986年的苏联人和2020年的中国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不会被欺骗太久。尽管如此,令人沮丧的是,就在他的否认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之后,他开始承认冠状病毒的严重性,但连这场重要的讲话都包含了错误信息,例如他声称抗病毒疗法即将面世。当然,他也曾经尝试将病毒描述为外国人对美国人施加的伤害。在苏联,对于一个已经苟延残喘的政体,切尔诺贝利被证明是一个加速其灭亡的重大时刻。对冠状病毒的应对也会有清算的时候,这场大流行必定会在世界上包括我们国家在内的诸多疫区留下深刻的烙印。在1986年,这样的分析都是在危险消退后开始的。紧接着灾难发生的是更加紧急的问题,就像早春的这几天。我敢坐地铁吗?如果我们隔离在家,该怎么获得食物?我的遗嘱需要更新吗?我们被告知了真相吗?